在社会治理方面，德沃金通过把保险、博弈与税收联系起来的理论尝试，为解决风险分配的正义问题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思路。
立法法之所以规定了标准文本的形式，也主要防止这类错误。[8]修改后的文本必须经过权威机关重新公布，才能具有相应的效力。
这就会引发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两个时间差阶段中发现公布的文本与标准文本不一致，能否进行修改？对此，立法法并没有明确有规定，而且在实践中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但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不存在，恰恰相反，是有很可能存在的，比如，此次民法典在得到授权的媒体公布后，如果有些社会人士提出的修改意见需要被采纳的，就属于这一情形，值得重视和研究。同时，文本是实践中惟一有效的准则体系，生效的法律文本必须与立法机关通过的并且由权威机关公布的那个文本保持同一性。进入专题： 法律文本 。将草案文本向社会公布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听取社会的意见。日本最著名的宪法学家曾解释说：公布是指对已经成的国家法律形式 (法律… … 等 ) 使一般国民周知的行为 近代各国的法律形式，原则上是在公布之后 (与公布同或于公布后的一定期日)发效 ( 施行 )。
【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碹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页。更为吊诡的是，如果由立法者负责解释，它在立法时就有可能将条文规定的很粗，不需要规定得很细，这样可以给后面的解释留下更大的空间，这本身是对法治的一个伤害。[42]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党、国家和社会告别人治窠臼而步入法治的光明大道，开辟了法治文明的崭新局面。
法治和人治问题不仅是历史上的难题，而且依然是我们走向法治现代化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92]就法治来说，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14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以公正为生命线，就是把公平正义作为融贯法治实践的重要价值。那么，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呢？这就需要确定一个总目标总抓手，以明确方向、保持定力、扎实推进。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14年第21期,第21页。法治通过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法治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条件，法治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供保障，法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制度支持。[106] 再次，他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三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凡是中央集中统一的国家体制顺畅运行，就一定是天下大治、国泰民安。
这套制度总体上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使国家能够集中国力和民力治水、屯田、戍边、治乱。[22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把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纳入改革任务总台账，一体部署、一体落实、一体督办。[178]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
习近平同志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只有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安全的实力基础，才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胜利抵御外部极限施压和武力威胁。
其基本内涵包括： 1.依规治党具有内在逻辑和重大意义。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和规则层面进行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基本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核。政府维护和保障法律秩序，且政府必须首先服从法律的约束。如果说法治基本原理是关于法治的一般理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基本理论则是关于中国法治的特殊理论，即法治的中国理论。[10]习近平：《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2015年2月2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1页。法治发展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具有特殊意义，表达了社会主义法治向着现代化不断迈进的过程和愿景。建设法治中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建设法治社会，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增强法治观念、厚植法治信仰，使尊法信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商鞅变法助秦统一六国，汉初变法促成文景之治，唐初变法成就贞观之治，这些改革都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有力推动了国家和社会制度的革新，确保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6.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47]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14年第21期，第19页。
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使每一项立法都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64]习近平：《提高公民法律素质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写在一二·四全国法制宣传日》，《浙江日报》2003年12月4日，第1版。
【中文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中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在概念上系统集成、在话语上自成一体、在逻辑上有机衔接。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治国必先治党，纲纪不彰，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无论是促进发展还是保障安全，法治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建设平安中国同样离不开法治。我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政治家都高度重视变法。
在浙江工作期间，他提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的命题，指出：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无论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是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和谐关系，都必然会表现为一定的法律关系。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
[168]（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全四册），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97]他多次强调：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
法治监督是指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112]深刻革命意味着许多改革事项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迫切需要从党中央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需要加强各级党委对法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政治引领。
（六）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建设法治军队 依法治军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和逻辑必然。[30]法治进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前述文化传承和文明互鉴的着眼点在于健全或完善，属于外在输入。（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这是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的理论命题，并以非凡勇气和高超智慧推进法治改革。[121]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30日），《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日，第2版。
[29]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9月26日），《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第2版。[214]另一方面，要尊重科技伦理，把科技伦理制度作为基础性制度来建设，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
到2035年，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法治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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